主张私有化的人没有注意到国企正朝现代股份制正确方向迈进这一点，而激进地要把正在健康运行的中国央企产权股份制改革进程打乱，快速分卖给私人大亨，重复美国百年前私有化老路和俄罗斯20年前休克疗法的失败旧辄，是不问国情、照搬照抄地添乱。

腐败一经查实，就是犯罪，特权则不然，它往往有制度保护，至少有潜规则保护，而且经常表现为集体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像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那样，完全承担由于决策失误或市场风险所导致的投资和经营亏损。

何以见得？2009年，财政部专门就此下发《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这一文件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我们既要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法，还要有针对国有企业的专门立法，这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此规定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就有了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就有了用电免费或补贴，就有了近乎免费的单位食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特权和腐败是什么关系？二者的边界确实很难厘清，因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相似或相近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国有资产本姓公，属于全体人民，所以，依凭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的职务消费和员工福利，需要健全制度、公开透明，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不过我们也要反问，世界上还有许多法制和法治都很好的国家，它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多地发展国有企业的模式？这一方面有他们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就要从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监管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了。这位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国有企业在新加坡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这个特殊性恰恰就在于，国有企业要做民营企业一时还做不了、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产业和产品，一旦民营企业愿做也能做好这些产业和产品，国有企业就应当选择退出。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勤劳和创造性劳动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还是很多人则很勤劳但不富有。由此可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制度资本较少或制度成本较多。陈志武教授站在美国角度看中国，得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

（来源：财经网）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勤劳人致富 。我们先来从逻辑上分析一下勤劳与富有的关系。

二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国民工作的技术条件较差。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国家之所以收入水平高或富有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平高，而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专业化分工水平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比如，同一位劳工以同样的勤劳程度工作，在中国只能得到2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在美国则可以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其原因是美国的制度资本多或制度成本少，美国的整体技术水平高（导致劳工工作的技术条件好），以及美国的人均资本多。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

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必须通过制度的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长久地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低收入水平上的超负荷劳动。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之一。前述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确实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是紧密相连的。几年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如果出现较勤劳的那位反而不富有的情况，那一般是由如下三种原因（一部分或全部）造成的：一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不利的制度条件下，即拥有的制度资本少或制度成本多。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资本下，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当前经济发展形势错综复杂，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

他表示，没有一定增长不足以支撑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把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把就业蛋糕做大。可以预期，只要经济增长不跌破7.5%，政策面上可能不会有大的举动。中国经济可以承受7.5%的增长（这是当前的增长目标），但7%、6%甚至5%呢？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张，实现同一增长目标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最近这两年，中国政府主动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由8%调降至7.5%，近期更传明年将进一步下调至7%。李克强总理不久前的一次讲话，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容忍度的提高。这些表态，虽针对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而发，但也可看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更加偏重于中长期发展，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还不足以改变这样的政策取向。

而在数据公布的前一天，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决策层乐见中国经济自发调整，着眼于减轻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影响力。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将处于下行通道，中速增长成为新的稳态。

一季度及4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当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保就业将成为中国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短期政策可能将向解决就业倾斜，这也是中国政府容忍经济放缓的底线。

经济重归减速，流动性水平偏高，房地产调控压力增大，产能过剩没有改观。话虽如此，但具体到数字上，我们很难把解决就业和某一个确定的增长率联系起来——中国缺乏有效的就业数据，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就业目标，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也多流于定性，而无法量化。这种偏重于中长期的政策思路，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至于会否因短期增长失速——比如GDP增长率跌破7.5%，而发生改变，将成为市场观望的重点。一季度GDP增长虽令市场失望，但仍高于中国政府既定的目标，这可能是当前决策层表现淡定的原因。

中央领导强调一定的增长，这根红线划在哪里，外界委实难以猜度，但从一些外在的证据看，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应当还在中国政府的容忍范围之内。（来源：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

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与市场共同面对的难题：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

目前来看，7.5%可能是中国政府心里的那道坎，这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现在的争议是，中国市场及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到底可以持续到什么地步。

难以捉摸的则是，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决策层的底线——在中国，保/稳增长不仅是经济口号，更是一项政治任务。一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中央决策层近日对保就业的强调，凸显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2011年开始，安邦的研究团队便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回复到以往的高增长状态，人口及入世红利的减退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基础。

结合前后两番表态看，中国政府可以接受一季度7.7%的GDP增长，经济政策更偏重于中长期的经济转型，更强调质量和效益。中央政府并不急于推出刺激政策（就像2008年底时所做的那样），而更加考虑远近结合。

中国政府仍然把保就业/增长放在重要的位置，但当前的经济增长依然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平稳，总体良好，经济增速、城镇新增就业等主要指标稳定在合理区间。

即使在市场看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无动于衷）可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这种下调的趋势（及预期）表明，中央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有意放宽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阈值